同理，对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同亦是促使潜在违法行为人不敢犯的重要因素。

若根据文义，其他规范性文件显然不可归入。[13] 存在争议的是对法定减罚情节的理解。

参见彭涛、杨力：《减轻处罚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中的不足和建议——北京快乐三六五商店经营过期食品案的启示》，载《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9年第8期。[50]换言之，《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无法为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提供清晰且完整的内容指示。[51]参见彭文华：《酌定减轻处罚的自由裁量与技术制衡》，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换言之，潜在违法行为人的平均财产状况是确定数值式罚款的基准之一。将实施层面的过罚相当理解为法定范围的过罚相当，无疑是狭隘的。

[46]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减轻行政处罚形成的共识在于，减轻行政处罚是在法定最低限度之下作出处罚决定。周海源：《危害性评价应纳入行政处罚制度的基本范畴》，载《法学》2020年第6期。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

通用语言的不可取代标准可以说是国家建构对语言的底线要求，假如此一底线遭到突破，那么通用语言所承载的国家建构功能必定落空，长此以往将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如前文所述，法国国内一直存在批准《宪章》的呼声，但按照法国宪法第54条的规定，国际条约在批准前必须由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如果判定其中含有与宪法相冲突的条款，则非经修改宪法后不得加以批准。特别是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在1992年通过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在国际层面促进对地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其中肯定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使用地方或少数民族语言（the right to use a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是固有权利。[31]陈斌：《论语言的国家塑造与宪法意义》，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

因此，最终在2008年宪法改革中，象征性地在宪法第七章地方自治团体的末尾新增了第75-1条，其中规定：地方语言属于法兰西遗产。但多元和一体必须保持总体平衡，因此，地方语言不能在国家公务或公共服务领域完全取代通用语言，不得损害通用语言特别是规范汉字作为书面通用语的地位。

宪法委员会在判决中对宪法第2条第1款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认为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必须且仅可强制性适用于公法人和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私法人，即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与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之间。[11]Ferdinant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 T.9,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39, p.176. [12]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42]阿沛阿旺晋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1984年5月2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国务院公报》1984年第13期。[11]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通用语言和民族国家联系到一起。

[53]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1年12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2年第1号，第246页。[37]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早在清末时期，杨度和章太炎就开启了关于政体选择与语言功能的讨论，愈演愈烈直至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的社会革命。从这一规定不难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定形式。

法语从‘先生的语言到法兰西全体公民的语言的漫长历程充分体现了民族语言问题的政治内涵。革命者一连出台十几部有关语言的法律，广泛涉足政治、行政、教育、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

[46]Considérant 37， Décision n°91-290 DC du 9 mai 1991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47]Décision n°94-345 DC du 29 juillet 1994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48]Décision n°96-373 DC du 9 avril 1996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49]Décision n°99-412 DC du 15 juin 1999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50]庄晨燕：《〈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与法国多样性治理：对西方选举政治的反思》，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在法律委员会审议过程中，有些常委委员、代表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已有具体规定，可不再作笼统规定。

[18]尽管如此，法国亦不能完全无视地方语言保护的需求，不能脱离欧洲整体的政治法律环境。如救国委员会成员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所说：如果公民们不知道国语的存在，是对祖国的背叛，讲法语成为一种爱国行为，也是实现国家统一、走向共和的需要，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里，应当使用统一的、代表自由的语言。（一）《宪法》第19条通用语言条款的再阐释 在宪法语言条款的双重结构中，第19条第5款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面，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准确认识通用语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实践发展，显然有必要对宪法语言条款进行系统解释，特别是为备案审查提供有力的宪法释义学支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恰恰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工作权、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真正保护的长远之举。如学者所言，首先使用‘祖国（partrie）一词的革命分子8月26日以法语发表《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法语由革命的语言跃升成为自由的语言，跨越国家、民族、地域甚至时代的藩篱。

[51]Décision n°2021-818 DC du 21 mai 2021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52]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1年1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2号，第353页。该《宪章》在通过当年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签字，并于1998年3月1日正式生效。

首先，应当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源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但是，特定地方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能否以地方语言的教育取代通用语言的教育？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宪法上明确通用语言教育和地方语言教育的基本关系。

通用语言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要素，它既是国家统一的必要载体，也是国族认同的主要纽带。[57]孟庆武：《新形势下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法律保障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在第三个时期，宪法委员会主要在官方语言的基础上分析地方语言作为遗产的保护问题。两次报告披露的审查案例均同时涉及合法性与合宪性。[9]参见陈斌：《论语言的国家塑造与宪法意义》，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在以公民平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人民主权构造中，是不考虑民族区分的。

语言问题在宪法中兼具个人与国家双重维度。[36]常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58]陆一爽：《论民国公民教育的起源与变迁》，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3期。有的规定，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比如，地方语言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应当对语言自由承担何种义务？未来的备案审查实践中，此种问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展开。

[25]对于第4条的语言自由，学界则往往从基本人权角度强调其重要性，认为该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自由和风俗习惯自由，是语言权利的宪法规范基础，[26]也有学者沿着这一思路认为应加强非通用语言文字立法，从而保障少数人群体的语言权利，[27]更有学者将我国宪法第4条与国际人权法进行对接，并认为研究少数人语言权利在具体领域的保护实践也能够指导中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38]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为双语模式提供了基础，其第4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因此，本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的角度重新阐释现行宪法的语言条款。

[43]据此，修正草案原本打算将第12条修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法语不仅是革命者的象征，更成为热爱共和国的表现。

（一）法国：官方语言的独占性标准 法语作为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作为文化遗产具有何种关系？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如何解释宪法中的双重语言条款结构，必须关注宪法委员会的宪法审查实践。[31]现行《宪法》的修改过程对通用语言表达了迫切和强烈的期待，在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语言问题时，委员们强烈提出，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俚语混杂，彼此语言不通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内容上，本文主要以法国宪法为参照系，在方法上更多借助体系解释和社会解释。[33]1982年4月4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原本使用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措辞，后来将推行改为推广。